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帝制取消的消息传到川南前线的那天傍晚,沈砚之正在蓝田坝的竹林里清点俘虏。
竹林里弥漫着一股焦糊味——北洋军撤退前放火烧了囤在这里的粮草和被服,大火烧了大半夜,被清晨那场雨浇灭了,只留下一地黑黢黢的竹炭和冒着青烟的灰烬。俘虏们三三两两蹲在烧焦的竹子中间,军服上糊着泥巴和炭灰,有的还在发抖,不知道是被冷的还是被吓的。他们大多是直隶、山东兵,被曹锟扔在泸州当炮灰,长官跑了,粮烧了,退路断了,只能投降。
沈砚之把花名册从头翻到尾,又从尾翻到头。花名册是北洋军撤退时遗落在指挥所里的,纸页被火烧掉了一个角,边缘焦黄卷曲,好在名单还能辨认。他一页一页地翻,看得很仔细,像一个会计在核对一笔被涂改过的账。他的手指在一个名字上停住了。
“周务轩,混成旅旅长。”
这个人的名字他没在俘虏营里找到,也没在尸体堆里找到。要么战死了,淹死在长江里,尸体被水冲走了;要么逃了,混在溃兵中溜出了城。沈砚之把花名册递给周子铭,让他带着人去俘虏营里挨个问——周务轩的下落。倒不是要抓他,是想确认他是死是活。一个在北洋军校里教过战术的教官,不该死得这么无声无息。
竹林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,一匹快马踩着泥水从叙府方向奔来。马上的传令兵翻身下马,靴子陷进泥里拔了两下才拔出来,跑到沈砚之面前啪地敬了个礼,从怀里掏出一封电报。电报是从昆明转来的,落款是唐继尧。沈砚之打开电报,目光扫过纸面上那几行铅印的字,嘴角慢慢抿成了一条线。
“滇军、桂军、黔军,已各自为战。”周子铭凑过来看,念出了声,念完之后沉默了好一阵,“唐继尧的意思很明白——仗打完了,各回各家。”
沈砚之把电报折好,放进怀里,和那张被血染过的地图放在一起。他知道唐继尧为什么这么说。袁世凯虽然取消了帝制,但北洋军的主力还在,曹锟、张敬尧、吴佩孚,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。唐继尧不想把自己手头的滇军全部拼光。枪是命根子,兵是本钱,本钱拼光了,他唐继尧在西南就站不住脚了。这不是忠奸的问题,是人性的问题。革命是一面旗,但在旗下面站着的,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算盘。
他没有争辩。争辩没用。他只是一个旅长,手里只有不到两千人。他只需要做好眼前的事——守好叙府,安顿好俘虏,等蔡锷的下一步命令。
俘虏清点到天黑才结束。沈砚之沿着江边往回走,路过城隍庙的时候,听见庙里传来一阵压抑的哭声,很低,像是被人用手捂住了嘴。他推开庙门走进去。庙里供桌上点着一盏煤油灯,灯芯剪得很短,火苗只有黄豆那么大,昏昏黄黄的光勉强照亮了半个殿堂。几个护国军的伤兵躺在供桌旁边的草席上,一个腿被炸断的年轻人正咬着被角哭,眼泪顺着脸颊淌下来,把草席洇湿了一大块。旁边蹲着个卫生兵,手里拿着一条绷带,绷带是洗过的旧纱布,上面还带着没洗净的血痕。卫生兵把绷带一圈一圈缠在断肢的创口上,每缠一圈伤兵就抽搐一下,嘴里咬着被角发出呜呜的声音,眼珠子瞪得滚圆,眼眶里全是血丝。
沈砚之在伤兵面前蹲下来。那个年轻人看见他,哭声忽然停了,用袖子使劲抹了一把脸,把眼泪和鼻涕一起擦掉,然后挣扎着要敬礼。他的右手在敬礼的时候还在发抖,手背上全是干涸的血痂。
沈砚之按住他的手,把他那只发抖的手塞回毯子里。那床毯子很薄,是川南老百姓自己纺的土布,染成了深灰色,上面打了三个补丁,补丁的针脚歪歪扭扭的,看得出是匆忙间缝上去的,线头都还没剪干净。
“你是哪里人?”沈砚之问。
“云南昭通。”伤兵的声音还带着哭腔,但他忍住了,把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。
“昭通好地方。”沈砚之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干粮,掰成两半,一半塞进伤兵手里,一半放在他枕头旁边。那是他自己今天的晚饭——一个已经放硬了的粗面饼子,表面裂了好几道口子,边缘硬得能崩掉牙。他站起来,又看了一眼那个还在发抖的卫生兵,卫生兵的年纪比伤兵还小,嘴唇上刚长出绒毛,可能连十八岁都不到,手指上全是冻疮裂开之后结的血痂,红一道紫一道的,拿绷带的时候手也在抖。他在想,这场仗还要打多久?他们还要死多少人?
走出城隍庙,夜已经深了。江面上起了风,把白天残留在空气中的硝烟味渐渐吹散,取而代之的是湿润的江水气息和远处隐约传来的川江号子——有船夫在趁夜行船,趁着江面还没封航,赶紧把货送到下游去。号子声被江风吹得断断续续,像一阵时远时近的呜咽。沈砚之在江边站了一会儿,望着对岸黑黢黢的山峦,山影沉沉,不见一星灯火。他知道蔡锷的指挥部就在山那边。他算了算路程,决定不等命令了。有些事,等命令是等不来的。
天亮之后,他把叙府的防务交代给周子铭,自己只带了一个勤务兵,换了便装,骑马赶往泸州。这一路都是山路,驿道是前清的时候修的,石板路被雨泡得松动,马蹄踩上去直打滑。路边偶尔能看到被遗弃的辎重车和散落一地的弹药箱,还有几具还没来得及收敛的尸体躺在路边的水沟里,身上盖着一层薄薄的落叶。已经发胀了,把军服的扣子都撑开了。勤务兵要下去收敛,沈砚之拦住了他——时间不够,回来再说。
赶到泸州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。蔡锷的指挥部设在一座叫做白塔寺的破庙里,庙前有一棵被雷劈过的黄葛树,树身从中劈开,一半已经枯死了,另一半还在顽强地抽着新芽,嫩绿的叶苞从焦黑的树皮下钻出来,看上去又倔强又可怜。沈砚之在庙门口整了整军装,把风纪扣扣好,又把沾在袖口上的泥浆用手帕擦干净,然后挺直腰板走了进去。他每次见蔡锷之前都要整理仪容,这个习惯从在云南投奔护国军的时候就养成了。不是因为军纪——蔡锷自己病成那样了,也不会计较别人的扣子——是出于敬意。他觉得见这样的人,就算不能穿戴整齐,至少也得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一点。
蔡锷半靠在行军床上,背后垫了两个马鞍,身上盖着一条灰毯子,手里还拿着一份没看完的战报。战报的纸张从他指间滑落下来,斜搭在毯子上,他也没有力气去捡。他比半个月前更瘦了,眼窝深得像两口枯井,颧骨高高凸起,军装穿在身上松松垮垮的,领口空出了两根手指的余量。但他的眼睛还是亮的,那种亮不是健康人的神采奕奕,而是一盏油灯在燃油耗尽之前最后那几下跳跃——越烧越亮,因为知道快灭了。
沈砚之在行军床前立正敬礼。蔡锷摆了摆手让他坐下,没有多余的寒暄,直接开口问叙府和泸州的情况。他说话的时候,气息很浅,声音轻得像一片枯叶落在水面上,每一个字都像是用了很大的力气才从嗓子眼里推出来。但他问的问题依然是蔡锷式的——精准、要害、直指核心,没有丝毫的含糊和拖沓。
沈砚之一一答了。讲到赵保仁倒戈的细节时,蔡锷嘴角动了一下,算是笑了。讲到唐继尧那封电报时,蔡锷把眼睛闭上了,沉默了片刻。沈砚之不敢确定他是在思考,还是只是累了,需要停下来喘口气。
“唐继尧有唐继尧的打算。”蔡锷终于开口,声音沙哑,但很稳,“他不愿意把滇军全部押在四川,这也在情理之中。我本来也没指望他能一直打下去。护国战争打到今天,靠的不是谁的命令,是每一个还在坚持的人自己的良心。”他咳嗽了一声,咳得整个身体都弓了起来,肩膀剧烈地耸动着。旁边一个副官要上前扶他,被他抬手挡开了。他咳完之后,嘴角渗出一丝血沫,用手帕擦掉,把手帕翻了个面,盖住那块暗红色的印记。然后他抬起头,又变回了那个冷静得近乎冷酷的军事指挥官。
“我死后——”他说,语调平淡得好像只是在讨论明天的天气。沈砚之猛地抬头想要说什么,被他用一个眼神制止了。那不是病人的眼神,是司令官的眼神。
“我死后,第一,不准发丧。我死在这里的消息如果传出去,北洋军第二天就会掉头打回来,护国军根本来不及调整部署。第二,不准全军缟素。将士们的士气不能垮,士气垮了,仗就真的输了。第三,不准把我的死讯告诉任何人,包括唐继尧。他知道了,会以此为借口撤走滇军主力,到时候四川的局面就彻底不可收拾了。”
说完这三条,他停下来,喘了很久。喘气的间隙,他抬眼看了看窗外。白塔寺的窗子是木格窗,糊着旧报纸,报纸已经发黄了,被风吹得鼓起来又瘪下去,发出啪嗒啪嗒的轻响。窗外,那棵被雷劈过的黄葛树正把新绿的嫩芽伸进窗框里来,有一枝嫩芽刚好卡在窗格的缝隙里,进不来也退不出去,就那么倔强地卡着。
蔡锷看着那片嫩芽,目光停留了很久。他没有说话,但他的沉默比任何遗言都重。
沈砚之站起来,脚跟一碰,啪地一声,立正敬礼。这次敬礼的时间比以往任何一次都长。他的军姿纹丝不动,手臂抬得笔直,指尖贴住帽檐,用了全身的力气绷住,每一根手指都伸得直直的。因为他知道,这是他对这个人的最后一次敬礼。蔡锷靠在马鞍上,半阖着眼,微微颔首,算是还了礼。
从白塔寺出来,沈砚之在黄葛树下站了很长时间。夕阳从树杈间漏下来,把满地落叶染成了暗红色,像是有人把一缸陈年的血泼在了地上。勤务兵牵着马站在远处等他,不敢上前打扰。他知道沈砚之从蔡锷的指挥部出来,脸色就不对。不是伤心——伤心是看得出来的。沈砚之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,但他攥着缰绳的手指骨节泛白。
回到叙府已经是第二天中午。周子铭在城门口迎接他,脸上的表情同样很怪,欲言又止的样子,嘴唇动了半天没说出话来。他把一封电报递过来,电报是从成都发来的,通报了全国形势——袁世凯取消帝制之后,南方各省纷纷通电独立,北洋军阀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裂,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通电反对洪宪帝制;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虽未明确表态,但也在暗中与袁世凯切割;唯有张作霖在东北按兵不动,观望局势。更关键的是,孙中山已从日本返回上海,发表宣言号召恢复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,重建议会。与此同时,南方各省督军借机拥兵自重,川、滇、黔三省各派系暗中勾结,试图在护国战争结束后瓜分地盘。
沈砚之把电报反复看了三遍,没有作声。过了好一会儿,他把电报放在桌上,用手掌压平。电报纸被压得沙沙响。他抬起头看着周子铭,眼神很疲惫,声音倒还平稳。
“老周,给我说说,这局面你怎么看?”
周子铭坐直身体,沉吟片刻,从桌上拿起三个粗陶茶杯,摆在电报旁边。他指着第一个茶杯:“直系,冯国璋。他是北洋三杰里最老谋深算的,表面上通电反对帝制,实际上是为了逼袁世凯让权。他想要的是总统的位置——不是现在,但迟早。”
他指着第二个茶杯:“皖系,段祺瑞。他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,但他和袁世凯的关系早就不是铁板一块了。袁世凯称帝最伤的就是段祺瑞的心——因为袁世凯为了集权,把陆军总长的位子从段祺瑞手里夺走了。现在袁世凯倒了,段祺瑞一定会借机夺回军权。”
他指着第三个茶杯:“奉系,张作霖。这人是关外的土匪出身,最善于在夹缝里生存。北洋内讧,他隔岸观火,不表态,不动手,等两边打得差不多了再出来收拾局面。这是他的惯用伎俩。”
三个粗陶茶杯摆在电报旁边,分别代表着直、皖、奉三股势力。周子铭又把川、滇、黔三省的督军加进来说明——唐继尧想当-两-南-王,刘存厚想保住四川督军的位置,陆荣廷在广西虎视眈眈,各怀鬼胎。
“北洋分裂不是好事。”沈砚之站起来,走到挂在墙上的全国地图前面。这张地图是前清光绪年间印的,边角已经磨烂了,上面的省份分界线还是按大清律例画的。他用手指在地图上一一划过,“冯国璋要当总统,段祺瑞要掌军权,张作霖要割据东北,西南各省要自治。一个袁世凯倒下去,站起来的是无数个小袁世凯。他们比袁世凯更可怕——袁世凯至少还能压得住场面,他们呢?谁也不服谁,谁也不让谁,只能打。”
周子铭沉默了好一会儿,声音压低了:“那我们怎么办?”
沈砚之转过身来,走到那个粗陶碗前面,拿起了第四个碗。刚才周子铭摆碗的时候没摆这个,是沈砚之自己从桌角拿过来的。这个碗比其他三个都小,碗沿上还有一道缺口,但他稳稳地端着,放在三个碗的中间,手指在碗沿的缺口上反复摩挲,动作很慢,像是在掂量这个碗的分量。
“护国军打散了,我们就重新编。护国军的旗打烂了,我们就重新绣。谁要分裂这个国家,我们就打谁。”他把四个碗摆成一排,从那个缺口的小碗开始,一个一个指过去,“直系、皖系、奉系、西南军阀——现在是四个。再过几年,可能是五个,可能是六个。但不管他们怎么分裂,我们手里这面旗不能倒。蔡将军把担子交下来,不是交给我一个人,是交给我们所有人。”
窗外,那棵黄葛树的新叶正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翠绿的光,和泸州白塔寺前那棵被雷劈过的老树遥遥相望。春风从江面上吹进来,带着一股淡淡的腥味,分不清是江水的气息还是战场上残留的血气。
沈砚之走到窗前,推开窗户,在哗哗的江涛声中,听见了更远处的声音——锤子砸在铁轨上的叮当声,那是川汉铁路的工人在趁着停战的间隙抢修被炸毁的路段;纤夫拉船的号子声,那是长江上的货船在重新通航;还有学堂里孩子们念书的读书声,那是叙府城里的私塾先生在不打仗之后重新开了蒙。
他听了一阵,回过头来,对周子铭说了一句话,声音被江涛声衬得很轻,但一个字一个字都落在地上,砸出坑来。
“皇帝死了。现在,该把江山还给种地的人了。”